Let there be light: 01 October 2006

你所不知道的:“印度百年崛起”故事

尹宏毅译

【内容提要】作为《印度的崛起》系列报道当中的头一篇，美国《外交》双月刊2006年7月至8月号刊登宝洁公司印度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古尔查兰·达斯撰写的文章，题为《印度模式》，全文如下：
对印度的经济成功，虽然世界才刚刚发现，但这早已不是什么新东西。在独立后30年仅仅取得微乎其微的进展之后，从1980年到2002年，该国经济每年增长了6%，从2002年到2006年每年为7.5%——从而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跻身世界上创下最出色业绩的经济体之列。二十年来，中产阶级的规模翻两番（达到将近2.5亿人），每年该国有1%的穷人越过贫困线。与此同时，人口的增长率已经从每年2.2%的历史高峰下降到今天的1.7%——就是说，经济增长已经带来人均收入的大幅度增长，自1980年以来从1178美元增加到3051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现在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它很快就会超越日本，成为第三大经济体。
印度的崛起当中值得注意的一点并不是它很新，而是它的道路一直都很独特。印度没有采取亚洲的经典战略——向西方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低价格工业产品——而是依靠国内市场超过了依靠出口，依靠消费超过投资，依靠服务业超过工业，高科技超过低技能的制造业。这一对策意味着，印度经济基本上没有受到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其所显示出的稳定程度给人留下的印象与其经济扩展的速度一样深刻。这一消费驱动的模式与其它发展战略相比，也更加人性化。其结果是，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印度的不平等程度的加重要轻得多。（其基尼指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的一项尺度，可以从0达到100——为33，而美国为41，中国为45，巴西达到59。）此外，印度GDP增长的30%到40%都是由于生产率的提高——这是表明经济健康与进步的真实迹象——而不是由于资本或劳动数量的增加。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不是在国家的帮助下崛起，它在许多方面正在崛起，尽管国家存在。处于印度成功事迹核心的显然是企业家。印度现在拥有竞争力很强的私营公司、繁荣的股市和纪律性很强的现代金融部门。尤其是从1991年以来，印度的国家机构逐步放弃干预——并不是体面地这样做，而是在强行逼迫下实施了经济改革。它降低了贸易壁垒和税率，打破了国家的垄断，解除了对产业的束缚，鼓励竞争，向世界其余国家开放。虽然速度缓慢，但是改革正在开始加速。
印度正处于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快速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会继续，甚至会加速。但是印度不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政府债台高筑，以致阻碍了在急需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虽然过分严格的劳动法仅仅涉及劳动大军当中的10%，但却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就是使雇主们不愿雇用新的职工。公共部门虽然比中国的要小得多，但却仍然太大，效率也太低——从而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对消费者造成负担。虽然印度正在成功地形成高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但是它未能造成一场基础广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革命——这意味着就业的增加与总的经济增长一直不相称。与此同时，它的农村人口受到国家引发的生产和农业领域中的分配扭曲后果的影响，以致农户仅仅获得了水果和蔬菜零售价格的20%到30%（而美国农户则获得40%到50%）。
印度现在可以趁机取消阻碍其充分发挥潜力的其余障碍。或者它也可以继续沾沾自喜，相信自己最终会达到目标——但却晚了20年。最棘手的改革尚未进行，却已经出现了自满的迹象。
一个已有100年历史的故事
在独立以前的半个世纪里，印度经济停滞不前。从1900年到1950年，经济增长平均每年为0.8%——恰好等于人口的增长率，以致人均收入毫无增长。独立后的头几十年，经济增长加快，从1950年到1980年平均为3.5%。但是，人口的增长也加快了。其对人均收入的净效应是，每年平均增长了仅仅1.3%。
印度人哀叹这种“印度式的增值率”。当然这与印度教毫无关联，而与尼赫鲁总理及其飞扬跋扈的女儿英迪拉·甘地的费边式社会主义政策十分相关。他们领导了印度经济上最黑暗的几十年。他们父女俩领导下的混合经济束缚了印度人民的旺盛精力。这种经济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最糟糕的特色结合起来。他们的模式是内向的和进口替代型的，而不是外向的和出口促进型的。它剥夺了印度分享二战以后时代中全球贸易的大规模扩展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当中的机会。（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从1950年到1980年的人均经济增长率接近3%，为印度增长率的两倍以上。）尼赫鲁建立了一个效率低下和垄断性的公共部门、世界上价格与生产受到最严格管制的、政府调节过度的私营企业，并阻止外国投资——从而使印度无法获得外国技术和外国竞争所带来的双重好处。他的策略还把有组织的劳工惯坏，导致生产率大大下降，他还忽略了对印度下一代的教育。
但是，就连这一体制，如果较好地加以实施，本来也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出。它并不一定要堕落成一个“许可证-执照-配额王国”，就像查克拉瓦尔蒂·拉贾戈巴拉查理（律师、作家、政治家兼印度教降神师，印度独立后唯一的印度人总督——译者注）50年代末最初的评论所说。虽然印度人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意识形态（有时还有民主），但事情的真相是，更加具有破坏性的可能是实施政策方面的一种俗气的无能——它反映出一种偏向思想而厌恶行动的倾向。
80年代，部分地由于拉吉夫·甘地总理的努力没有得到充分的赏识，所以政府对待私营部门的态度开始转变。温和的自由派改革——尤其是降低边际税率和关税，以及给予制造商一定的自由——刺激了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使之达到5.6%。但80年代的政策也是放肆无度的，因而使印度到90年代初陷入金融危机。值得庆幸的是，这场危机引发了1991年的重要改革，从而使印度得以最终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并为今天的高增长率奠定了基础。这些改革的主要设计师是财长曼莫汉·辛格。他现在是总理。他降低了关税等贸易壁垒，废除了产业许可证颁发制度，降低了税率，下调了卢比的币值，使印度向外国投资开放，减少了对货币的管制。虽然其中的许多措施是逐步的，但却表明，印度与其统制主义的过去彻底决裂。经济立即就投桃报李：增长率上升、通胀率迅速下降，出口和外汇储备激增。
要认识到1980年以后的变革规模，请回忆一下，西方的产业革命是在GDP增长率为3%和人均收入增长率为1.1%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印度经济仍旧按1980年以前的水平增长，那么其人均收入到2250年就会达到美国目前的水平，但如果它继续以1980年以后的平均比率增长，就会在2066年达到这一水平——提前184年。
奇特革命
从1991年以来，印度已经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竞争力：发生了一场电信革命，利率已经降下来，资本很充足（尽管厌恶风险的国有银行管理者仍然拒绝向小企业家放贷），高速公路和港口得到了改善，房地产市场正在变得透明。100多家印度公司现在的市场资本总额超过10亿美元。其中一些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全球性品牌。通过股市，外国人已经投资于1000多家印度公司。在《财富》杂志评出的500家公司当中，125家如今在印度拥有研究与开发基地——这是证明其人力资本的明证。高科技制造业已经起飞。所有这些变化都使银行部门获得了纪律性。不良贷款现在占所有贷款的不到2%（而中国是20%），尽管迄今为止，印度衰败的国有银行全都没有实现私有化。
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是服务业和国内消费。消费占印度GDP的64%，而欧洲占58，日本占55%，中国占42%。由于印度人禁欲主义的天性，所以消费成为一种美德的可能性使许多印度人感到难堪。但是，正如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所说：“与中国的资源调动模式相比，印度消费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平衡性可能要好一些。”
印度由企业家推动的经济增长和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的成功主要建立在国有企业或外国公司出口的基础上。北京仍对企业家持强烈怀疑态度。中国的信贷只有10%提供给私营部门，尽管私营部门雇用了中国40%的劳动力。而在印度，企业家获得所有贷款当中的80%。从1993年起就一直营业的捷达航空公司已经成为印度天空中的无可争议的领先者，但中国的第一家私营航空公司奥凯航空公司却是2005年2月才开始航行的。
印度迄今为止发展的独特之处在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没有发生能够改变印度农村仍然陷于贫困的千百万人生活的一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革命，许多印度人着迷地注视着中国通过出口玩具和服装等产品，似乎无休止地创造出低端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同时受过较好教育的中国人向世界其余国家输出知识劳务。他们很恐惧地想要知道，印度是否将会完全省略一场产业革命，从农业经济径直地跃进到服务业经济。世界其余国家的经济都是从农业演进到工业，再到服务业。印度看来具有一个薄弱的中间环节。服务业现在占印度GDP的50%以上，而农业占22%，工业仅占27%（相比之下中国为46%）。在工业范围内，印度的实力在于高科技、高技能的制造业。
就连最为热情地倡导基于服务业的经济增长的人们，也并没有质疑创造更多的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可取性。印度之所以未能实现基础广泛的产业改造，部分地是由于糟糕的政策。印度独立以后，尼赫鲁试图发动一场国家指导下的产业革命。由于他不信任私营部门，所以他试图用政府来取代企业家——失败是预料之中的。他用拜占庭式的控制来束缚私营企业，还剥夺了公共部门的自主权。也许最令人震惊的政策是把大约800种行业保留起来，指定一些无力与竞争对手国家的大公司竞争的很小的公司经营“小规模产业”。大公司被禁止生产铅笔、鞋油、蜡烛、鞋子、服装和玩具——而这些产品全都帮助东亚各国创造了千百万个就业岗位。更有甚者，从1991年起，印度政府害怕触犯小规模产业这只“神牛”，担心会遭到该产业游说集团的强烈反对。值得庆幸的是，事实证明，这个游说集团基本上是一个幻影——仅仅包括一些官僚，他们不断地警告会遭到强烈反对，从而吓唬政治家们。5年来，政府逐步削减受保护的产业的名单，但并没有引起不利的反应。
在短期内，印度改善农村穷人命运的最佳途径也许是促进第二场绿色革命。与制造业不同，印度在农业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因为印度的耕地很多，阳光和水源都很充足。然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印度必须把重点从农耕转移到农业综合经营，并鼓励私营资本从城市转向农村地区。印度需要取消繁杂的物流管制，允许大型零售商与农户直接接洽，投资于农业灌溉和允许分散的股权合并。
印度企业家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障碍。其中许多障碍是由于依然存在的糟糕政策。与竞争对手国家相比，印度的电力仍然不大可靠，而且过于昂贵。检查哨卡使卡车等上几个小时才能通过。税负和进口税虽然已经降下来，但是间接税的瀑布效应将继续使印度的制造商承受负担，除非实行一项统一的产品和劳务税。苛刻的劳动法仍然让企业家们不敢雇用工人。虽然“许可证王国”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检查官的王国”依然存在，而且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掌管消费税、海关、劳工或工厂的检查官“半夜敲门”仍然是徘徊在小企业家心中的阴影。由于计划中的新的“经济区”建立，从而有希望减轻政府管制方面的负担，所以其中一些问题可望有所减轻。
经济历史教导我们，从西方的经验看来，产业革命通常是由一个产业所主导。在英国是纺织品出口，在美国是铁路。印度可能也找到了能够刺激其经济起飞和改造其经济的火车头：提供白领服务来满足世界其余国家公司的外包需求。软件业和企业经营过程外包方面的出口已经从几乎为零增加到200亿美元，到2008年可望达到350亿美元。制约因素很可能不是需求，而是印度的教育体系能否培养出足够多的讲英语的优秀毕业生。
与此同时，高科技制造业——印度已经显示出巨大实力的一个领域——也将开始扩展。也许不出10年，由于印度的制造业和中国的服务业赶上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印度作为“世界的后勤办公室”之间的差别会慢慢消失。
正在崛起，尽管有国家存在
一个惊人的景像是看到，经济繁荣正开始在今天的印度蔓延，尽管治理水平极差。在私营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印度人对最简单的公共产品的缺乏感到绝望。情况曾经恰恰相反：在印度的社会主义时代中，印度人虽然对经济增长感到担忧，但却对自己的世界级司法机构、官僚机构和警察部队感到自豪。但是现在，印度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国家每况愈下。在最急需它的方面——提供基础教育、医疗保健和饮水——其业绩差得惊人。而在不需要它的方面，它却刚刚开始放弃其窒息私营企业的习惯。
例如，劳动法仍使工人几乎不可能被解雇——正如臭名昭著的纳卡特案件所表明。1984年年初，上午11：40，人们发现纳卡特在自己工作的工厂的地板上酣睡。他的雇主警告了他一下就把他放了。但他一再被发现在班上睡觉。第四次，工厂开始对他实施惩戒措施。经过5个月的听证会，他被判有罪，并被解雇。但纳卡特告上了一个劳工法庭，申辩说自己是一项不公平的行业做法的受害者。法庭表示同意，并迫使工厂恢复了他的工作，并支付给他50%损失的工资。过了整整17年，在向孟买高级法院和国家最高法院上诉后，工厂才最终赢得解雇一名在班上一再被发现酣睡的雇员。
除了突出显示了印度毫无生气的法律体系的问题之外，纳卡特案件还引人注目地表明，通过首先使雇主们不敢雇佣工人，该国的劳动法实际上使得就业人数减少。这些法规保护了工会中现有的工人——有时被叫做“劳工贵族”——而牺牲了所有其他人的利益。劳工贵族目前仅占印度劳动大军的10%。
若论使印度人感到失望的机构，则非官僚机构莫属。20世纪50年代，印度人被尼赫鲁所倡导的一个残酷的神话所迷惑，即印度的官僚机构是它的“钢制架构”，据说可以在英国统治结束后保障稳定性和连续性。印度人还认可，需要一支强大的公务员队伍来使一个多元化的国家保持团结，并管理尼赫鲁的“混合经济”庞大的管治机构。但是在社会主义的神圣名义下，印度的官僚机构创造了成千上万项管制规定，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窒息了企业经营。虽然印度可能有过一些出色的公务员，但是没有一位真正了解工商业——尽管他们拥有将其搞糟的权力。
今天印度人认为，他们的官僚机构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对经济改革造成阻碍，而不是加以引导。他们把官僚看作自私自利、从中作梗和腐败的，受到劳动法和终身雇佣合同的保护，而这些使得他们完全没有问责性。可以肯定，有一些出色业绩的例子——德里地铁的建设，还有拓展全国高速公路系统等——但是这一切仅仅表明，绝大多数官僚机构是多么经常地失灵。是事情变得更加糟糕的是，由于任意调动工作情况的增加，所以担任特定工作的任何一位公务员的任期都越来越短。辛格总理已经对官僚机构的最高层实行了一项新的评估体系，但成效并不大。
印度的官僚机构是思想家人才济济的庇护所。它仍然吸引着该国的许多最优秀的学生。他们被录用是根据一项难度很大的考试的成绩。但是，尽管大多数官僚智商很高，但是作为管理者他们却失败了。原因之一就是官僚机构不正当的激励机制；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实施方面的培训不足。印度人倾向于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意识形态或者民主，而真正的问题是，他们偏重于思想，而忽略了业绩。德里地铁的修建之所以取得了很大进展，并不是由于这个项目的构思很出色，而是由于其领导人制定了明确的、可衡量的目标，监督了每天的进展，锲而不舍的排除障碍。与此形成对照，大多数印度政治家和公务员却未能很好地规划自己的项目，加以监督或者贯彻到底：他们在业绩上的失败主要同执行不力相关。
政府的最具破坏性的失灵发生在公共教育方面。考虑一下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据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雷默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在印度政府办的小学中，每4位教师当中就有1人旷工，而在任何给定时刻，上班的每两人当中就有1人不是在教课。就在著名的印度科技大学获得举世声誉的时候，孟买四年级的儿童当中，能够做一年级数学题的还不到一半。情况已经变得十分糟糕，以致就连印度穷人也开始让自己的孩子从政府办的学校退学，然后去私立学校注册。这些学校每月收费1美元到3美元，正在印度全国的贫民窟和村庄里迅速发展。（印度的私立学习既有为特权阶层服务的昂贵的寄宿学校，也有市场上的低端私塾。）虽然私立学校教师的薪水一般要低得多，但是他们的学生学习成绩却好得多。最近的一项全国性的研究结果表明，甚至在很小的村庄中，也有16%的儿童目前在私立的小学读书。这些孩子在语言和数学考试中的成绩要比公立学校中的同龄儿童高10%。
由于对大批学生纷纷从公共教育体系中退学感到震惊，印度的教育机构猛烈攻击私立学校，企图将其关闭。Niit技术公司是一家私营公司，拥有4000个“学习中心”。它已经培训了400万学生，促进了90年代印度的信息技术革命，但却尚未获得政府的认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立法机构的议员们几个月前终于承认，政府在提供教育方面失败了。他们在议会中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私立学校必须为低等种姓的学生留出名额。像印度成功事迹的许多方面一样，印度人正在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等待政府帮助。
同样的糟糕状况正在医疗保健和水务行业中重演。这些行业实际上也已经私有化。印度用于医疗保健的私人开支所占的份额要比美国多一倍。全国的私人打的水井占了新的灌溉能力的几乎全部。在像新德里这样一座城市里，市民们自己掏腰包承担了该市自来水的全部费用的一半以上，从而解决了经常断水的问题。在政府的医疗中心，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都有40%的医生和1/3的护士旷工。据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这种医疗中心的医生有50%的可能性会建议采取一种肯定有害的疗法。
一方面，政府信誓旦旦地承诺要普及初等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另一方面，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却积极采取自己的解决办法，如何解释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一项回答是，印度的官僚机构和政界陷入了一种科幻小说中所描写的时间异常，死抱着一种信念不放，即必须依靠国家和公务员队伍来满足人民的需要。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印度民主制度中的政客们会“俘虏”官僚机构，利用这一体制来为自己的朋友和支持者创造工作岗位和收入。印度的国家机构已经不再生产公共产品，而是为控制着它的人们带来私人利益。因此，印度的国家机构已经“充满了不正当的激励机制……，以致问责性几乎不可能实现”。政治学家梅赫塔如是说。
可以采取许多理智的措施来改善治理。注重结果而不是内部程序会很有好处，把责任下放给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如此。但更重要的是，正如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所说，印度的统治阶级必须摒弃对“官僚机构养尊处优的现代主义”的信念，认识到政府的职责是治理，而不是事必躬亲。虽然政府可能必须为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初级服务提供财政支持，但是这些服务的提供者必须像对待顾客一样对公民负责（而不是对官僚体制中的上司负责）。
这种思维定式不改变，印度正在展开辩论的各种解决办法就都不会带来问责机制。值得庆幸的是，印度人民已经实现了这种思想上的飞跃。中产阶级早已退出了国家体系。现在，就连穷人也越来越依靠私营企业提供服务。政府只需赶上来。
改革的学堂
印度的现任政府是由改革派的一个“梦之队”所领导——最引人注目的是总理辛格，他是1991年的自由化运动的总设计师。两年前，辛格领导的与左翼有联系的国大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上台，尽管当时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执政期间经济取得了空前的增长。左派吹嘘说，这次选举是穷人针对富人的反叛。然而实际上，这是针对当权者的一次反叛——具体而言，就是针对上届政府在提供基础服务方面的很差的业绩的一项否决。对人力车夫来说要紧的是，警官不要把他每天所赚的钱的1/6敲诈去。农民希望对自己的土地拥有明确的所有权，而不必贿赂村长。农民的妻子希望自己把生病的孩子送到医疗中心的时候，那里会有医生看病。正是在这些领域中，政府触及到了大多数人的生活。从印度2004年的选举中所汲取的发人深省的教训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仅仅取得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和实行精明的宏观经济改革是不够的。
尽管如此，左派把国大党的胜利看作是一个机会。不幸的是，它顽固地反对改革，要求维持现状，支持有利于10%的工人却牺牲了其他90%工人利益的劳动法，主张制定极右派同样支持的保护主义政策——这些政策会伤害消费者，而有利于生产商。因此，辛格及其改革派盟友往往看来是无可奈何地靠边站了。例如，新政府使“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在议会中通过。许多人担心，这项法案仅仅会成为印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项“用赃物换取工作”的计划。虽然该法案的一些最初的支持者可能抱有善意，但是大多数议员却把它看作贪污腐败的机遇。印度在创作就业岗位的计划方面的经验表明，这种计划通常不会对穷人有利，也很少会创造永久的资源，尽管这是理所当然的：新修建的豆腐渣公路必然会在下一个雨季被冲毁。人们还担心，从银行借来的占有GDP 1%的用于资助该计划的额外资金会把私人投资挤掉，使利率上涨，使经济增长率下降，最糟糕的实际上还会使真实就业人数减少。
辛格知道，印度的经济成功并没有得到人民的平等共享。城市的情况要比农村好。一些邦的情况要比另外一些好。经济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与经济增长率不相称。只有很少的印度人在现代的、具有工会组织的经济部门中就业。据说失业人数达到3600万。但是辛格还知道，这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僵化的劳动法——他想要对其实行改革，只要左派允许他这样做。
辛格所面临的挑战是争取多数印度人支持改革。改革的进度之所以如此缓慢，原因之一就是，印度领导人都没有花费力气来向选民解释，改革好在哪里，以及改革将如何对穷人有利。（中国领导人则并没有面临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是民主国家所独有的。）印度的改革家的惨痛失败在于没有为选民提供教育。但是，对辛格及其政府中的改革家来说，要想在电视上开始露面，给人们讲授基础经济学课程，为时并不过晚。如果改革派能够让传媒和议会的一些成员、官僚机构和司法机构都皈依到自己的事业上来，印度人听信左派蛊惑人心的言论的可能性就会减少。假如他们诚恳地承认，印度从1950年到1990年所遵循的思想是错误的，人们就会尊重他们。如果他们解释说，印度过去实行的管制压迫了人民，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人民就会理解。
人民的力量
沙什·库马尔29岁，来自比哈尔邦的一个很小的村子。比哈尔是印度最落后和最封建的一个邦。他的祖父在经济景气时是低种姓的剪羊毛工人，在不景气时是临时工。但库马尔的父亲不知怎样在达尔班加的一家运输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他母亲开始在一所私立学校教书。在那里，库马尔在母亲的悉心监督下免费受教育。母亲决心让儿子摆脱比哈尔的不体面生活，于是晚上对他进行辅导，使他上了大学，他念完大学后又给了他一张到新德里的火车票。
库马尔现在是新德里郊区古尔加翁的一个电话呼叫中心的初级管理人员。该中心为远在美国的顾客服务。他住在一所漂亮的公寓里。房子是他去年用抵押贷款买的。他开一辆印迪卡轿车，送女儿上一所出色的私立学校上学。他是一个普通的、和蔼可亲的年轻印度人。像许多同类人一样，他使人感觉到生活的各种可能性。1991年以前，只有在政府任职的人才能实现这些可能。如果您受过教育，但却没有进入政府，您就面临着一场称为“受过教育的失业”的恶梦。库马尔说，但是现在，任何人只要受过教育，具备电脑技能，并懂一点英语，就能成功。
印度的伟大寓于其自力更生和坚忍不拔的人民。当国家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时，他们能够鼓起勇气生存下去，甚至兴旺发达。当教师和医生不到政府办的小学和医疗中心上班时，印度人就在贫民窟里开设廉价的私立学校和诊所，继续过日子。印度企业家声称，自己之所以能吃苦耐劳，是因为他们不仅必须与竞争对手，而且还得同国家检查官作斗争。简言之，印度社会已经战胜了国家。
但从长远观点看，国家不能仅仅退却。市场不是在在真空中运行的。它们需要一个由规章制度组成的网络，需要仲裁者来解决争端。这些规章制度不是一下子蹦出来的；它们的发展要花费时间。印度国家的最了不起的成就发生在非经济领域。57年来，国家一直使世界上最多元化的一国人团结在一起，比较和平地生活着。它已开始建立一个现代的制度框架，并连续不断地举行了自由公平的选举。在它的350万农村议员当中，有120万人是妇女。印度的国家机构常常笨手笨脚，实施政策的能力极差，日常的治理也历来都一团糟。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上述成就是值得骄傲的。
此外，1991年以后的最重要的改革当中的一些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国家所确立的规章制度。尽管改革一直很缓慢、有缺陷和不彻底，但却前后一致，并朝着同一方向。坦率地讲，放弃权力是要有勇气的，而15年来，印度的国家机构正是这样做的。印度国家机构的最值得自豪的成就之一，就是民主制度本身顽强地坚持下来。印度的民主一再显示出自身的坚韧和耐力——从而驳斥了一种旧的偏见，即认为穷人没有能力保持自律和清醒，而正是这些促成了有效的自治。可以肯定，这是一个令人十分生气的民主制度，它被很差的治理和薄弱的机构所困扰。它们未能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但是，由于印度的经济成功产生于这样一个民主制度之中，所以反而更加引人注目。
尽管如此，治理方面的极差状况提醒印度人注意，他们与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有多大差距。只有当每个印度人都能够用上一所好的学校、一个正常运营的医疗诊所和洁净的饮水时，他们才能实现这种伟大。值得庆幸的是，印度人口的一半都在25岁以下。根据目前的经济增长趋势判断，印度将能够吸收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劳动大军。它不必为人口老龄化问题而担忧。这将转变成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人口红利”。它将帮助印度达到这样一个繁荣水平：在其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多数印度公民将不必为基本的需要而担忧。但印度不能认为其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理所当然地会到来。如果它不继续沿着改革的道路走下去——并开始努力使治理达到与私营经济相当的水平——它就会丧失一个十分重要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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