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岛的光荣

独岛的光荣

张宏杰

类似中日之间钓鱼岛这样的争端，在韩日之间也在不断上演。

韩日之间有一个小岛，长不过２００米，全是礁石，不生草木。韩国人称之为独岛，日本人命名为竹岛。这个小岛在韩日关系中的地位，恰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二战前，日本占有该岛。独立之后的的韩国宣布对该岛拥有主权。１９５３年５月，日本右翼人士趁韩国正为朝鲜战争所困之时，登上了这无人的小岛，修建起了标志物。

而韩国人是怎么做的呢？

在日本人登上独岛之后，一个２３岁的韩国青年洪淳七趁战争期间枪支管理不严，通过非法手段采购了一批枪支，召集了几个热血青年，渡海登上了独岛，赶走了日本人，在岛上升起了第一面韩国国旗。在那之后，洪淳七靠着一杆步枪，独自一人守卫独岛三年零八个月之久。在他的日记里，记载着无数次和日本舰艇、渔船对峙的记录。后来，韩国政府彻底从战争中脱身出来，派出海上警察完备对上岛，洪淳七才结束了神圣的“守护国土大业”。但韩国政府没有惩罚他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反而颁发勋章，表扬他的爱国行为。目前，韩国军队已牢牢控制了这个小岛。韩国在独岛常年派驻３４名警察，同时配置了驱逐舰，快艇、直升机，随时戒备日本渔船和海军舰艇的侵犯，令日本船只不敢轻易越过雷池一步。日本人除了口头抗议，别无他法。每个人都知道韩国的崛起和繁荣离不开日本，韩国和日本还同属美日韩军事政治同盟。可是韩国人从不掩饰对日本的仇恨，在对日关系上从来不会因为顾全大局而做任何让步。他们对死不认错的日本人的愤怒，从来是点火就着，怎么激烈怎么来。日本那边在历史问题上稍稍做一点手脚，韩国这边立刻就烈火燎原，吼声振天。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２０名身披国旗的韩国青年聚集在汉城的“独立门公园”，大声抗议后用刀把自己的小指头剁下，装在信封里寄往日本驻韩国大使馆。九名韩国人集体绝食，要求日本人道歉。韩国政府立刻采取最为强硬的外交行动，召回了驻日大使。与此同时，无数韩国人上街烧毁日本国旗，开展抵拷制日货行动。１９９２年，韩国外长明确要求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者及其家庭进行赔偿，韩国政府并为此成立了解决该问题的专门班子。按照许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些举动都属于小不忍则乱大谋，都是属于给两国关系制造麻烦，都是不理智、不沉着、不智慧，势必影响两国政治关系的大局，势必损坏日韩经济贸易关系，到头来害了自己。奇怪的是，韩国人的刚烈居然没有影响韩日关系的“大局”，日本人频频向韩国人示好，日韩经贸关系飞速发展。早在１９９５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已达４８５亿美元。两国还一起举办了世界杯。更为奇怪的是，死不道歉的日本人居然单单向韩国人道了歉！１９９２年，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出访汉城的３天里，先后８次表示谢罪。１９９８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对日本进行了为期４天的访问。访问期间日韩发表了联合宣言，日本首次承认了对韩国的侵略，并正式道歉。然而到现在为止，日本还没有正式向韩国以外别的国家就历史上的侵略行径正式道过歉。本文摘自《读者》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只会讲真话的黄万里

赵诚

有的人不讲真话，是因被周围人的狂热所迷惑；有的人不讲真话，是知道真相却不敢说。黄万里的了不起，是他既能在众人皆醉之时保持清醒，而且不惜为这真话付出大半生的代价。

几年前，人们不知道黄万里是谁。即便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名字也陌生得很。但是，人们都知道黄河，也大都知道黄河上有一座三门峡水库——那是一项巨大的失败工程。黄万里就因此出名。

曾有人评价，中国现代真正的科学家不多，黄万里是其中之一。这里的所谓“真正”，包含有这些科学家的悲剧色彩，而黄万里的悲剧在于，他的价值是通过一个工程的失败来证明的。实际上，黄万里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预见到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而是在面对三门峡水利工程，中国水利专家集体丧失立场的背景下，他孤身对抗“民意”、触犯上级，捍卫了真理和自己的良心。黄万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的水利、水文学专家，我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之一。作为新中国最有影响的水力专家，修建三门峡工程，他当然义不容辞。但当时人们都听苏联专家的。从１９５２年开始，中国从苏联聘请专家为治理黄河拟定计划，遗憾的是所请的专家为水工专家，他们精通水坝业务，但未必了解黄河。黄万里曾说，苏联虽有建水电站的经验，但黄河跟苏联的河流不一样，黄河有泥沙——正是黄河的泥沙日后成为灾难的根源。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以水利部和燃料工业部为主成立的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那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美妙的远景：在黄河干流上将修筑起４６座河坝，“５００吨的拖船能由入海口航行到兰州。装机总容量可达２３００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达１１００亿度，相当于中国１９５４年全部发电量的１０倍，灌溉面积由原来的１６５９万亩扩大到１。１６亿亩。”在这４６座河坝中，三门峡的这座最大和最重要。正是这项工程的修建，导致在以后的４０多年里几十万人口离开他们原本富裕的家园，迁移到土地贫瘠的偏远地区，其中一些人来回迁移十几次，生活变得一贫如洗。据记载，曾有水利专家前往视察后叹息不已，国务院派去的高级官员看了也落泪，说“国家对不起你们”。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上三门峡工程。充满壮志豪情的领导人们一心一意要在自己手里实现“圣人出，黄河清”的梦想。在这种一边倒的极端气氛下，负有责任的专家大员们不敢面对现实，直抒己见，个别的甚至曲意逢迎，企求腾达。敢于讲真话，道实情，坚持科学见解的人非常之少，黄万里的反对之声就显得格外刺耳。在１９５５年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许多专家都对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交口称赞，惟有黄万里发言反对。他当场指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０日，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在京召开，此时三门峡水利工程工地已在筹建中。在讨论会上，三门峡工程的“主上派”与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展开激烈争论。“主上派”们描绘的是建高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的美妙图景，而黄万里说，在这个淤积段上是不能建坝的。否则黄河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现实的，何况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他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灾害。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黄万里孤身舌战。争辩七天后见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这个观点被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上世纪７０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１０００万元的代价打开。黄万里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预见，从工程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１９６０年９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两岸受灾农田８０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西安受到严重威胁。到了５０年后的今天，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已所剩无几。从１９７２年黄河开始断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已每年断流平均１００多天。旅居德国的水利工程师王维洛曾在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黄河三门峡工程建成四十周年》中算了一笔账，三门峡工程总结算时耗资达４０亿元，相当于４０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而之后改建费用和因之受灾的地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更是一个谁都无法估量的数字。与苏联专家的设计意见相左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就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加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感召下，黄万里又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小说《花丛小语》。在这篇３０００多字的小说里，黄万里通过包括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的确定等一些事件，指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泽东在看过《花丛小语》后，一次，遇见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之后，《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展开了对黄万里的批判。黄万里的右派命运注定。１９５８年黄万里被正式定为右派，工资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教授，从此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大转折。但即便如此，黄万里也没有为自己的言行后悔。三门峡工程败象已露时，国家领导人曾通过黄炎培示意给黄万里，如果他写个检讨，就可能把他右派的帽子摘掉。黄万里不但没有检讨，还给领导写信质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有人说，如果他肯钻营，黄万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黄万里１９３５年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１９３７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２６岁学成回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可以说无论在学历上还是在经验上，国内很少有人能达到黄万里的水平。即便在进入高校教书之后，他也表现出了非常杰出的科研能力。在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７年的近四年时间里，他完成了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学》，这两部专著被认为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水文科学十分重要的代表著作。黄万里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７日去世。他的子女评价他，“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对于学术观点是如此，对于政治观点也是如此；对于有利于自己的事如此，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也如此。”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